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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src="http://politics.people.com.cn/NMediaFile/2017/0223/MAIN201702231815000087832226296.jpg" width=550 height=377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我去了3个,都用了一天时间。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 抓码王,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西海固的极端贫困深深震撼了我】
1997年,我在福建工作时,曾经带队去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等国家贫困县的统称)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去西海固,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深深震撼了我。我过去听说过陇西“苦瘠甲天下”,穷地方我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我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
那一次,我从银川到了同心,然后到了海原、固原、彭阳、泾源、西吉。当时,陪同我的自治区领导说,咱们到了西海固要注意饮水安全,因为那里的水是咸的,喝了以后会拉肚子。果然,跟我去的许多福建人,喝那里的水都拉肚子。那里确实穷啊,有的住窑洞,家里光溜溜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是家徒四壁。有的一家人才两三条裤子。我到的有一户,在他们家转了一圈,最后看到窑洞顶上吊了一捆发菜,就这么个值钱的东西。他家里有点粮食,但不够吃,一点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人身上都脏乎乎的,没水洗啊。看到这些,我非常受触动。
中篇 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
【为让乡亲们“吃上玉米面”而苦干】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记得有一次组织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我正好村里有事,没有去成。去了的人回来说,他们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说了,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白面留下来,吃玉米棒子。有人说,咱们是不是也定一个目标,学大寨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啊,咱们争取实现它。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在正定搞农村改革探索脱贫路】
1982年春节,我先到正定看了一下,4月份正式过去。到了以后,看到那里大包干还没有搞起来。1983年,里双店公社书记提出来,他们那有一片沙滩地,想在那里试试大包干。我和一名县委副书记都支持他干。结果一年下来:其他地方都是平产,就他那儿是大丰收。一下子全县的人都说,看来这个路子是可以的,大包干才推行开来。这在河北算是早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于农村改革之中。
正定农业基础条件很好,但因为是单一经营,还有“高征购”问题,所以成了“高产穷县”,急需解放思想。我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级反映,争取核减正定的征购粮指标,得到上级支持。正定那时搞的是纯农业,我考虑正定离石家庄很近,就提出搞多种经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县里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我是县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边的5个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骑自行车去石家庄打工。石家庄市场上,蔬菜是正定产的,卖扫帚、卖简易家具的是正定的,看锅炉房、看门的也是正定的。后来又搞旅游兴县,建了荣国府。养奶牛也是那时开始的,我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去买过牛,黑白花牛(原产于荷兰等国,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间而得名)最好,但价格太贵了,我们买的是三河牛(我国培育的第一个乳肉兼用牛种,因集中分布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右旗三河地区而得名),价格便宜一半。
【推动解决“连家船”和“茅草房”问题】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别是闽东的贫困地区,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鱼),祖祖辈辈散居在“茅草屋”或者“连家船”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生活也非常贫困。在宁德、福州和后来到省里工作期间,我多次到这些群众的家中走访,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这些困难群众彻底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连家船”上的渔民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为家,居无定所,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渔船大都是破败不堪的,没有电、没有水,低矮、昏暗、潮湿,一家几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有的渔民连船都没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毡、编织袋搭一个窝棚,夏热冬寒,难挡风雨,还不如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住的窑洞。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渔民们普遍身材矮小、两腿内弯,生活的贫困加上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怀有很强的自卑心理。看到他们这种处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决不能让乡亲们再漂泊下去了。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触动,就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还带队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回来后,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1998年底,我还在福安主持召开了“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现场会。当时我说,古人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我们共产党人看到群众生活如此困苦,更应感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让所有的“连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实实在在地过上幸福生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
【抓“闽宁协作”落实先富帮后富】
我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时,分管了3年农业。那时候,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到西海固看了以后,我说一定要响应中央号召,搞好对口扶贫工作。邓小平同志讲过,先富帮后富。我们改革开放,不搞平均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福建成立了闽宁协作领导小组,我是组长,专门抓这个事情。
对口帮扶搞什么好?跟宁夏的同志商量,我印象很深的有几件事。第一个是搞井窖。窖是存水的,把雨水收集起来,喝的是这个水,浇地也用这个水。打井、建水窖帮了西海固很多人。再一个是坡改梯。生活设施上抓井窖工程,生产上抓坡地改梯田。还有一个是发展马铃薯产业。我动员福建、宁夏的农科系统研究土豆脱毒技术。在西吉县,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当年人均增收三百块钱。土豆种出来后,收购、加工都是福建的厂子做,全部加工成阿尔法淀粉,供应给福建、广东的水产专业户。因为养鳗鱼需要饲料,而饲料要用阿尔法淀粉做粘结剂,喂鱼时才不会散掉。
我们还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移民吊庄。“吊庄”是宁夏的词,意思是把这个村从那儿吊到这儿,福建叫移民。移民吊庄投资很大,那时基本上只能搞一个试点。当时,福建搞了闽宁村,从西海固移民到银川附近,搬迁了几千户,花了上千万。国务院主抓扶贫的领导同志打电话说,移民吊庄这个经验好,能不能全这么搞?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接下来要继续做好。
下篇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贫困地区首先得有“精气神”】
我去宁德当地委书记之前,省领导找我谈话说,福建9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宁德的同志到省里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声说话。派你去宁德,就是让你用特区的闯劲、特区的精神到那儿去冲一冲,把宁德带起来。我说,宁德和特区毕竟不一样,去了怎么干我还得掂量掂量。
我去了不多久,国家开始整顿经济过热。我给大家说,我来不是烧“三把火”的,而是来泼“三盆水”的。再有,我也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把厦门的优惠政策转到宁德。我们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没那个条件, 新开免费送彩金娱乐场但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我给宁德的定位就是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只要锲而不舍,最后总能够旧貌换新颜。到宁德后,我到省里开会,总是坐第一排,争着第一个发言。扶贫扶志,贫困地区缺“精气神”不行。我在宁德的一些讲话,后来编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就是为了从精神上或者说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
【扶贫不能“手榴弹炸跳蚤”】
我在福建当副书记、省长时,提出了“真扶贫、扶真贫”的问题。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不问青红皂白,最后钱不知道花在哪儿了,甚至搞不好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我感触很深。爬那个山爬了好远,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后,一个老太太见了我问,请问你贵姓,你是哪里来的?她不认识我,因为那儿比较偏远,她不看电视,文化也不够。后来,全村乡亲都来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队,也就是老人、孩子、妇女,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搞什么大事业啊?根本搞不起来。我说,还是给你们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牛,再养几只山羊,这总能办得成。老太太、老大爷听了很高兴,说我就要这个。
党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贫,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肃东乡,都是最贫困的。他们怎么致富?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如果是一些老大爷、老太太,就养几只鸡、鸭、羊,给他们选优良品种,教他们科学喂养,给一些扶持资金,这样一年收入有几千块,也可以脱贫。对年轻人,主要是找就业的路子,搞一些培训,引导他们外出打工。对搞种养的人,就帮他们提高产品附加值。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团去效果不好,那就是“手榴弹炸跳蚤”,得派《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去。扶贫也要精准,否则钱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为总书记去过了,就搞得和别处不一样了,搞成一个不可推广的盆景。钱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那是不行的。
【不能让下一代再过贫困日子】
我到一些贫困地方去看,有的孩子都七、八岁了,还在家里待着,没有上学。贫困地区教育一定要搞上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有上大学的机会,再过十年八年能够成为致富能手,起码有本事挣到饭吃,不至于再过穷日子。
现在,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教育经费,要把更多钱倾斜到边远地区、农村,把义务教育真正抓起来。对贫困山区,要乡村教师进去,或者让孩子们在外面寄宿。对实在太偏远的,可以不搞集中住宿,为了到寄宿点,孩子要走几个小时的路,很不安全。可以派教师进去,把待遇搞得好一点,搞轮换制,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提级的一个重要依据。
【脱贫的军令状不是戏言】
脱贫攻坚中,不能搞腐败,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搞盲目的政绩,也要严防“三拍”现象,拍脑瓜、拍胸脯、拍屁股走人。我对分管领导同志说,得来点儿真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要稳在那儿,把责任担到底,不脱贫“不能走”,一个萝卜一个坑,出水才见两腿泥。没有一点实招、硬招,我很怕这件好事办不好,最后给人民交不了账,给历史交不了账。
军中无戏言。脱贫是有责任制的,层层签了责任状。军令状不能白立,立了就要兑现,只有脱贫验收了以后,县委书记、县长才能离开。除非不适应工作,需要换得力干部。没有这一条,谁都能拍拍屁股就走,那就变成流水宴、流水席了。一些干部确实优秀,可以就地提拔,但提拔了还得在那儿干。脱贫攻坚是全党全国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把这个任务派给最好的干部去做。
脱贫工作中,巡视督查要跟上,发现问题要动真刀真枪解决。要实施异地检验,脱贫成效不能由本地说了算。组织部门要把脱贫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对做得好的,该提拔重用的就提拔重用,该宣传表扬的就宣传表扬。对做得不好的,该督促的督促,该批评的批评,该问责的问责。
【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1999年,我当了福建省代省长后去了一趟古田。古田镇位于上杭县,是中央苏区。上杭是将军县,光才溪乡就有“九军十八师”之说,解放后授衔时出了9位军长、18位师长。我在古田碰到一位老将军,叫王直(曾任福州军区副政委),他是才溪乡人,是电影《英雄儿女》里政委的原型之一。他说,有一次回来的路上,进入古田镇前路被堵住了。为什么呢?正赶上有一个纪念活动,回来的人很多,都是古田镇在外面做生意的小老板,开的多是奔驰、宝马。有人说,这些家伙坐这么好的车,还把路给堵了。老将军批评他说,你不要骂,我们当年闹革命,不就是想看着乡亲们好起来、富起来吗?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于我们了,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这种思想感情确实很真挚,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实现革命先烈的理想,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3时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的陪同下,走进春意融融的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与代表们亲切握手,致以问候。
审议开始后,8位代表争相发言,说问题、提建议、谈思考。总书记认真记录,与大家讨论交流。
没有梦想根本达不到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声乐歌剧系主任廖昌永发言时,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你当院长多少年了?”总书记问。“一年多。”廖昌永说,“我今天讲话有些紧张,以前都是给大家唱歌,今天要尽量争取讲得不比唱得差很多。”总书记笑了,廖昌永轻松起来。
廖昌永谈及在电视里热播的“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他说,我们不仅要有这些流行音乐的节目,还要有“中国好戏曲”、“中国好民乐”、“中国好歌剧”、“中国好交响乐”,“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梦想,就是以后世界歌剧比赛也好、声乐比赛也好,在各个重要的歌剧院的保留剧目里,都有我们中国人创作的中国作品。”他还告诉总书记,上海音乐学院正在创作上海三部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家》、《日出》。
“你们一次推出三部歌剧很不容易。”总书记谈到,中国五千年文明是世界文化的河流中唯一没有干涸断流的文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核心价值观,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去找我们的精气神。文化的软实力是国家强盛的外在标志。廖昌永讲到的梦想中国的歌剧能够到世界舞台上去,这些事情我们要作为一个追求目标去做。就跟我谈中国足球一样,看起来比较遥远,但是还得讲啊,你没有这个梦想,也不去想,就根本达不到,你想了才有这可能。
(节选自3与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
唐代总理岑文本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太宗的崇拜岑文本的秘书处,岑家担心,其母问原因。无功功率,岑说:“我有这个荣誉,重量较高,所以恐惧。“有亲戚和朋友庆祝,岑说:“我想哀悼,恢复皇家。”建议营产业,岑说:“我是一个平民,南部走进,我希望,秘书,或者只是一个法官是满意的。没有成就,迁移到文明促进了秘书处负责人站在足够高。慷慨的薪水,足够恐惧更多的行业?岑文本的反常举动,“在一个应该笑,但他不得不QinFu明智的。因为他说,职责和权力重意义,如预言说,官厚德可以平衡的权力和责任。如果官方美德不能坚定的权衡的另一端权力和责任,可能是职业的官方没完没了的。因此说WeiGuanZhe应该自省的明智的指导,更应该有美德修身的行业,所以可以促进位置,并避免谨慎的一开始,在“中央人走后,公众舆论在聊天”赢得口碑恒久不灭。历史和现实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而使很多灵感,以便正确把握的现实生活,生活中充满了挑战和站直,走,几乎没有保护来之不易的生活点点滴滴的成就。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级别学习贯彻十八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专题讲座在中央党校班。Xi秘书长KaiBanShi发表重要讲话,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要求通过慎独,厚官员道德自律,高度现实的针对性,所以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实现由心,和不能声誉,不是时间,不是人。 不失常数一枚戒指在你心中。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和监督微,经常对党章检查言行,加强党性修养,培养道德情操,永远共产党政治性质。”“很容易回升山间溪流,容易小人物。“熟悉的句子告诉世界:一件事,最重要的是经常的持久性,绅士的持久性的心,经常能完成自己;小躁狂,摇摆不定,难以成事。全体党员在服务,伟大的繁荣,人们不能随意,因此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自律,慎独,小心地为了提炼成一个常数不移动的核心“绅士”。如何完善?党章的关键,党章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纪律”。市委书记习近平说:“会做JiaoYuLu类型的县,人们总是有一方在你的心,心,心负责,一个戒指在你心中。“领导干部在党章不断反思个人的言行,话说有一章,应用程序,形成明亮的共产主义风格,自然会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由于合规的言行时刻可以促进党性培养,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党性永远是“绅士”的核心。 |